昭通时间 | 昭通一10岁小女孩将父母告上法庭为哪般？

梁君瑜：《论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4期。

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等行政法典化是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ii] 行政法典化存在多种表述方法，或称行政法法典化，或称行政法的法典化，也称行政法之法典化，等等。

行政法领域的再检视激发了人们对行政法典化的关注，催生了制定《行政法总则》乃至统一《行政法典》的系列研讨活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研究成果。并且，各相关部分的法规范分别该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在认识论和立法论层面将面临艰难的协同和整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学体系必定具有稳定性，因为其既可能是客观法体系的描述，会随着客观法规范的变动而变化。无论哪个领域的所谓法典化孤军深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会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带来阻碍。这种情形在德国也存在，例如，毛雷尔将行政组织置于第六编，其后只有第七编国家赔偿法。

该说反映了世界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法治建设经验，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实践中扎实践履的一条经验。某种主观上对于必要性的认知和强调能够达至高度一致，对于促成实务界相应行动来说，依然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宪法》第41条作为合宪性依据的由来 如前所述，行政诉讼制度是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的，当时有效的宪法是1978年《宪法》。

参见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虽然传统宪法学说认为中国宪法体制是议行合一，但实际上中国宪法确认了不同机构之间的权限和分工，议行之间有着明显分工。因此，论证行政诉讼的合宪性依据，首先需要证成的是，公民有针对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的基本权利，即公法上的诉权。参见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9日，第1版。

从《宪法》法确立的监督体系来看，司法审查之上，还有人大的全方位监督，以及对抽象司法解释的审查，构成了中国行政诉讼不同于西方司法审查的宪法框架。三、司法审查合宪性论证的理论困境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不同于西方宪法模式，司法审查行政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

成协中：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定位，《当代法学》2020年第2期，第75-86页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对综合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注重定性分析方法，轻视定量分析方法。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法治秩序的不稳定与社会共识的撕裂，宪法学界对传统宪法理论进行了反思，特别是通过对形式法治的深刻反思，探寻实质法治的价值内涵，构建新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有学者认为，自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成全球性的体系之后，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转折性影响的重大事件为数众多，其中包括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89年至1991年的冷战终结以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

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宪法著述以及宪法知识的传播成为宪法学兴起的起点，而1898年的戊戌变法则成为宪法知识逐步社会化的重要契机。当人类治理国家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会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因此，我们既需要关注具体形态的科技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研究科技本身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出现，这使中国宪法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

虽然欧洲宪法没有得到成功制定，但制定欧洲宪法的努力对人类的宪法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基辛格曾指出：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

早在1870年，作为宪法学基础性概念的宪法一词便出现在我国的书刊中。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短期内难有好转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强调防控系统性风险，重视平等与社会宪法的复兴。

而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则提出了与基辛格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平衡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百年来宪法学关注的重要命题。（一）坚守宪法学的人文精神 关于人类生命的社会共识是宪法学必须坚持的基本主张与立场。从现代宪法学的发展历史来看，18世纪和19世纪的宪法以自由权为本位，强调基本权利是用来对抗国家的一种消极性人权。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加速了百年大变局，凸显了全球领导力与权力格局的变化。在研究思路上，其强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魏玛宪法之前的宪法是自由立宪主义的宪法，宪法的目的在于控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

因此，这两对基本矛盾在新冠疫情之中及之后将继续影响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为了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持续性发展，扩大国际话语权，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宪法学的作用，构建具有开放性、解释力的宪法学话语体系。

从宪法学视角看，百年大变局就是指，自1918年以来构建的世界宪法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即百年大变局是以宪法为基础构建的，宪法为百年来的人类文明秩序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摘要：宪法学是具有时代性、开放性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回应人们对自由生活的美好期待。

回顾历史可知，源于德国的实证主义宪法学与实质主义宪法学对世界宪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们构成了现代宪法学的学术源流之一。而传统宪法学知识体系中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特别是不适应后疫情时代需求的概念、范畴与范式则是需要更新的，属于变局中变的内容。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在现代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如英国宪法学、德国宪法学、法国宪法学以及日本宪法学等。在百年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法的世界性也具有了特别实在的意义，并且如何处理法律的世界性问题也日渐具有挑战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于世界宪法秩序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欧洲曾尝试制定欧洲宪法。比如，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生命权的优先性应是宪法学所秉持的核心立场。

其次，基本权利理念与体系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大变局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即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如何把握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如何保持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苏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的首次实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构建稳预期的宪法学 在百年大变局之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共识正在撕裂。

选举民主是整个国家权力运行链条中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环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盲目的科技崇拜会侵犯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破坏人的生活方式。受20世纪初工人运动、团体主义等社会主义理念以及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国家救助的期待日益升高。实践表明，缺少价值确定性与开放性的宪法学难以有效回应实践性命题。

两个大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交错。首先，现代宪法学提出正义与自由理念，形成了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并存的世界。

这些特点使得社会主义宪法体系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在后疫情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宪法知识与宪法实践不断丰富，这推动宪法学从国别主义宪法学向多元主义宪法学转型。

再次，宪法正义价值得到社会化。在他看来，相互补充的国内人权法与国际人权法，以及欧洲一体化法已经为垂直的权力分立和以分层的国际自由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宪法提供了有历史意义的例证。